泪别“药都”石家庄：停产后，华北制药等将集体搬迁

例如，美国宪法正文规定的都是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包括纵向的联邦与州的关系和横向的三权关系。

但对于低级别公职人员的调查，未必能够发挥相同作用，原因是他们在组织中地位较低，经常身不由己，许多非善意行为，未必是他们个人的意愿，可能只是被指使而已。(73)参见刘兰华：国外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理论探讨》2010年第2期，第159页。

具体要求有四：一是前后一致地适用，谓之公平。当下，公权力领域的职业伦理失范现象还比较严重，职业伦理冲突亦大量存在，使得公职人员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应尽快建构现代职业伦理评价指导机制。除了传统应对策略外，最重要的是对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程序法、行政伦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建构或完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中分内应为之事，以及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助长义务的，属于积极责任。横向上的过多分工造成协调困难，纵向上的过多层级造成信息失真，决策与执行困难。

(40)如果公职人员具备较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对法律实施将非常有益。公法上，行政主体和公职人员善意地履行职权职责，有三层意涵。包括结构论在内的宪法解释方法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具有面向社会科学的开放性特征。

通过宪法法律规范的识别与梳理，必要时辅以文义解释，可以确认其他列举职权。三、其他列举职权的识别与梳理其他列举职权是相对于《宪法》第62、67条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集中授权而言，该类职权是以宪法法律条文作为确认权源，继而主要通过规范识别与梳理的方法加以论证，必要时进行文义解释。附带职权则主要依据宪法法律已列举权力开展目的论解释。(一)其他列举职权：以宪法法律规定为确认权源纵观域外宪法规定代议机关兜底职权，一般将宪法法律作为该类条款的权源界限，即兜底职权的范围以宪法或法律的授权为限。

实际上，该机制还隐含全国人大常委会兜底职权，即《宪法》第67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同时，在分散职权规定模式下，宪法规范脉络中确立的国家重大事项标准顺势地延展至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最终被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这一包容性用语吸纳。

(53)1982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2021年全国人大对这两项法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⑨秉承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合理分工论，就无法支持全国人大作为全权机关。针对宪法列举权力的漏洞填补，就涉及宪法续造的问题。四、附带职权的规范解释方法附带职权是以宪法法律上全国人大列举职权为依据，经由规范的法律解释方法推导而得的那部分权力。

(22)而组织调查委员会的职权，只是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有效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国家权力。因此，其他列举职权具有独立的意义，这种独立性还表现为全国人大可以直接依据宪法行使该类职权。确证某一特定事项属于固有职权，需要更为严密的论证。(11)在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结构下，全国人大其他列举职权包括两方面：第一，《宪法》第62、67条之外的其他宪法规范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职权。

结合比较宪法的视界，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存在具有它的正当性基础。全国人大固有职权潜藏国家重大事项标准的首要理由是，它的基本内涵及功能与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首先梳理重大事项决定权规范体系，《宪法》第104条和2015年《地方组织法》第8、44条规定，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系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其实，适用必要且适当条款时，也需要美国宪法文本之外更多的内容，比如普通法司法解释或历史实践。

与此同时，享有宪法监督权的全国人大和享有释宪权、释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一论证任务。(37)王汉斌著：《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4页。参见Arun Sagar,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Implied Powers in(Indian)Constitutional Law,7 NUJS Law Review 249,251(2014)。值得辨识的是全国人大其他列举职权与国家立法权的关系，因为容易将前者大而化之地归入立法权的范围，进而否认其他列举职权的独立性。除了基本内涵及功能一致性的理由外，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内含国家重大事项标准的论题能获得当前法规范的有效支撑。依据宪法上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预留的权力空间，在兜底职权内部划分中，宪法法律规定是其他列举职权的权源依据，以此为初步基础，附带职权则是将宪法法律上列举的全国人大职权作为权源依据，而固有职权是以整部宪法秩序为权源依据。

(三)固有职权：以宪法秩序为论证权源那些无法依赖宪法法律列举职权条款解释、推演而得，只能根据宪法的整体含义或宪法所构筑的价值秩序进行论证，最终推导出的新权力，可归为固有职权。因此，设立并领导专门委员会、组织调查委员会等职权只是具有辅助性的权能。

因此，坦然承认全国人大固有职权，不意味着全国人大拥有全权性，因为固有职权的成立需经历一个具备宪法理性的论证过程。通过国家权力的整体性解释给代议机关职权以宽泛的理解，(47)往往是不够的，也存在偏颇。

在坚持依宪治国、人大依法行权背景下，①宪法如何应对新权力问题的意义更加凸显。实际上，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同样具有未知权力事项的扩展承接功能，而且重大事项成了该类权力的显性识别标准。

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和宪法法律列举职权条款共同构成附带职权的规范依据，否则，纯粹以后者为规范依据，可能悖离职权法定原则。不过，法律授予的其他职权绝不限于以上四类，它们只是通过行权实践反观的结果。该概括授权规定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当然拥有决定任何具体事项的权力，它需要依凭至少是尊重宪法和法律中的其他规范资源，为其所拥有具体事项权力进行审慎的论证。在明确了解释的规范依据基础上，附带职权的解释方法不是文义解释，而是法律计划之内的法律续造(含宪法续造)。

除了授予职权的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外，这种模糊性也表现为被授权主体的模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意义为宪法法律所界定，方才契合公法原理中的职权法定(宪定)原则。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73-475页。(30)因此，比较法上的反思对照有益于明晰附带职权解释方法的具体展开。

但结合修宪者的论述，该条款修正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权力观，能够表明修宪者已经意识到全国人大职权规范化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宪法》第70-71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领导专门委员会和组织调查委员会。

特别是在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新权力问题层出不穷，谁又会对这个议题不心动呢?梳理既往研究，有论者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赋予全国人大完全决定自身权限范围的资格与能力。(20)由此，立足宪法目标的有效实现，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具有成立的现实必要。2010年《选举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

(44)而在纵向关系上，确立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宪法学说。See Chae Chan Ping v.United States,130 U.S.581(1888).(40)Akhil Reed Amar,Intratextualism,112 Harvard Law Review 799,812-814(1999).(41)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5-120页。

不过，根据《宪法》第62条第13项，全国人大有权批准直辖市的建置。构成要件中的其他职权是相对于《宪法》第62条前15项而言，同时排除了宪法明确赋予其他宪法机关的职权。

《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一)宪法授予的其他职权通过规范梳理的方式，确定宪法明确授予全国人大的其他职权。